编者按：本文为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历史系副教授沈丹森（Tansen Sen）2014年复旦大学演讲，原载于2014年5月19日《文汇报》。Juxtapose经作者授权转载。

  沈丹森（Tansen Sen）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印度那烂陀大学理事会理事。先后在北京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致力于亚洲史的研究，对佛教、中印交流、丝绸之路考古等问题尤为关注。出版著作有《佛教、外交与贸易：600—1400年中印关系的重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3）等。他与梅维恒（Victor H.Mair）合著的《亚洲与世界史语境中的传统中国》，作为亚洲学会“亚洲研究关键问题丛书”的一种于2012年出版。2013年，任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目前正在研究的两个课题分别为“十四、十五世纪的亚洲跨文化贸易”和“印度、中国与世界：交流互动网络”。

核心观点

中印研究虽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但仍处于发展初期。这不仅是因为学界对这个领域尚未有很好的界定，还因为它缺少明确的研究框架。并且，出版业因想从中获利而急于出版任何相关作品，已远远将学术考量抛在后头。结果，很多出版物经常沿用过时概念，观点缺乏批判性。

何谓中印研究？

中印研究领域从未有过界定。一个原因是这个领域在大专院校内仍未有明确的课程规划；另一个原因则是可融入此领域的学术内容太多太广，难以梳理。有关印度与中国之间在历史上和当代的互动，以及两国比较研究的著述，或许最容易被划入中印研究的范畴内。这两类研究可包含若干子类，如探讨佛教流播与影响，两国历史上的商业往来或当代经济关系，或比较国家形成、战略政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一些分析将重点放在双边关系与比较，另一些则把中印关系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区域或全球框架内进行讨论。另外，还有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相互描述，如行记、评论、译文、甚至网络帖子，这些材料均为中印关系提供了重要见解。以上三个类别或可初步勾勒出中印研究的轮廓，也有助于划分中印问题研究与著述从19世纪演变至今所经历的四大阶段。这四个阶段分别是：萌芽阶段（19世纪），泛亚洲主义阶段（1901-1961年），冲突阶段（1962-1988年），中印大同阶段（1988年至今）。中印研究在很多方面受到当时地缘政治和双边关系的影响。一方面，19世纪的史料翻译主要由欧洲汉学家展开，与欧洲帝国主义延伸至亚洲有密切关系，而亚洲学者在泛亚洲主义阶段推动的新一波学术研究，则是对欧洲殖民主义在亚洲扩张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学者在后两个阶段发表的著作，则明显受中印关系阶段性恶化及其后两国经济崛起所影响。

萌芽阶段（19世纪）

在19世纪出现的两类重要著作，对中印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一类是中国僧人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巡礼印度时所做的记载及相关翻译和注释。一类则主要是中国人为理解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并从中汲取教训而撰写的著作。一些19世纪的翻译经多次重印、广泛发布，让一些在19世纪晚期形成的观点有了持久的影响。

过去一个世纪有关古代中印历史互动的研究，主要以19世纪出版的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中国僧人行记的翻译为依据。这些翻译不仅点燃了学术界研究亚洲佛教交流的热情、激发了人们对英属印度考古研究的兴趣，更为一些倡导泛亚洲团结和酝酿大印度构想的著述提供了根基。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分别是法显《佛国记》和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最早译者（先后于1836年和1853年出版），沙畹（□douard Chavannes）在1894年翻译了义净法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英国学者比尔（Samuel Beal）于1869年和1884年分别将法显（和北魏僧人宋云）以及玄奘的著述译成英文。他更于1911年出版了玄奘传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译本。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也在1886年翻译出版法显著述。除这些欧洲译者外，曾在英国求学的两名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和南条文雄也发表了在欧洲和亚洲广泛流通的学术名著。

这些译本旋即引起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兴趣。其中最著名的学者亚历山大·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他也是印度考古调查局的首任局长。据说康宁汉走访印度几处重要考古遗址时，曾携带玄奘行记。康宁汉为使用古代中国史料研究古代印度的做法打下基础。

这些研究在很多方面受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影响。汉文一手文献的翻译及其在印度殖民考古研究中的使用也激发了更大规模的东方学研究，尤其那些事关“广袤、伟大”殖民帝国的项目。中土僧人的行记也逐渐成为20世纪初期在印度和中国兴起的民族主义著述的一部分。就学术质量而言，被译成西方语言的亚洲古代著述，反映了19世纪法国和英国研究印度和中国的趋势。这类研究不太注重对所述之人、事开展批评性的分析，而这种对中土僧人记述全盘接受的毛病，依旧是日后中印互动研究的一个缺点。尽管如此，这些译文拉近了欧洲汉学家和印度学家的距离，初步创造了可被称为“中印学”(Sino-Indology)的中印研究子领域。师觉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和季羡林这两位20世纪的学术领袖，都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欧洲帝国主义也在亚洲推动了第二类著述——中国官员在19世纪最后25年到印度考察时的记述。考察目的包括搜集有关印度的资料和评估英国向大清领土扩张的可能性。它们对朝廷、知识分子甚至是一些地方政府掌握英国在印度政策和边疆地区局势尤为关键。

最早访问印度的清朝官员中，由四川总督丁宝桢派遣前往考察的黄懋材于1879年3月取道缅甸入印，逗留6个月，回国后完成有关印度局势的详细报告。李鸿章于1881年派遣熟谙国际法的马建忠与英国官员商讨是否可能停止鸦片贸易。马建忠在吴广霈的陪同下于7月5日抵达加尔各答，此后巡游印度25天。他和吴广霈分别撰写了《南行记》和《南行日记》。这几部行记都是反映19世纪晚期中国人对印度观点的重要史料。在此也要指出，第一部由印度人撰写的中国历史也在这一时期面世。班迪奥帕迪亚雅（Krishna Dhan Bandyopadhyaya）以孟加拉语撰写的《中国历史》，于1865年出版。

泛亚洲主义阶段（1901-1961年）

19世纪末在日本崛起的泛亚洲主义论述同印度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著述相互交织。中土僧人行记中所提到的佛教联系，为这些作者提供了最佳典范。他们不仅以此连接中印，还以佛教流播亚洲多数地区的事实来证明亚洲文明的普适性和同质性。与之平行的是对中印历史互动的研究，这股趋势始于欧洲（及后美国）的汉学家和印度学家。此时也出现了许多行记和著作。20世纪前半期是中印研究百花齐放的时期。

1901年，清末维新领袖康有为来到大吉岭。数年后，日本学者冈仓天心提出“亚洲一体”的构想，并让泛亚洲主义思想在印度和中国知识分子中普及。康有为也像黄懋材、马建忠和吴广霈一样游历英属印度并撰写行记。然而，他把写作重点放在印度的社会和行政问题上，并表明如果中国也实行类似的区域自治政策，将遭遇“类似的不幸”。几乎在康有为对印度发表批判性观点的同时，勒克瑙出现了一本非常不同的印地语书籍。作者辛格（Thakur Gadhadhar Singh）是印度一名下层士兵，曾是英国在华军队的一员，被派往中国与义和团作战。辛格拒绝参战，并在日记《中国十三个月》中批评英国帝国主义。他的日记或许是20世纪初期的流行读物中最先倡导印度人和中国人共同抵抗帝国主义的著述之一。

在泛亚洲主义框架中探讨中印互动的著述，起源于20世纪首十年的日本。此时，那里聚集了许多印度和中国的年轻革命者。章太炎和达斯（Taraknath Das）是两个深受日本学者所提出的“亚洲一体”概念影响的关键人物。但与此同时，日本的意图也开始令人关注、感到犹疑。于是，章太炎转而强调中印联盟，取代之前的中日同盟。章太炎撰写数篇文章，突出印度在亚洲的重要性和中印古代联系。这是中印研究领域首次有人直接将中印之间的历史和当代互动放在泛亚洲主义的框架中加以论述，由此引发大量文章，以团结印度和中国“受压迫”人民的清晰目标。

另一方面，泛亚洲主义思潮也影响了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梁启超于1902年旅日时，曾撰文探讨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1921年，他发表《中国-印度之交通》，列举中印历史交流的重要事迹。他在文中提到，“东方文明起源于中国和印度”，而印度和中国如同昆弟。对于两个地区之间的最早接触，梁启超强调：“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我们之间以兄弟相称的最早交流发生在公元第一个世纪。”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印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交流互动的枢纽，也同是泛亚洲主义思想孕育中印研究之地。印度社会学家萨卡尔（BenoyKumar Sarkar）是推动此发展的首批贡献者之一。1916年，他在上海撰写《印度教徒眼中的中国宗教：亚洲思想趋势之研究》一书，由清末民初官员和革命者伍廷芳作序。同样，与章太炎交情甚笃的达斯一年后也在上海出版《日本是亚洲的威胁吗？》一书，并在第一章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局势。曾在1905年访问印度的唐绍仪为此书撰写引言。

圣蒂尼克坦，或许是泛亚洲主义思想影响下中印研究扎根的最重要的地方。泰戈尔未到中国之前，就已对在自己所创办的国际大学（Viswa Bharati，1921年在圣蒂尼克坦创立）开展中国研究深感兴趣。著名欧洲学者列维（Sylvain Lévi）和图齐（Giuseppe Tucci）于1922-1923年间到访圣蒂尼克坦。他们属于新一派的“东方学家”，并把研究亚洲的重点放在翻译以外。沙畹及其学生伯希和（Paul Pelliot）也属此派。以收藏敦煌手抄卷而闻名的伯希和为理解中印在佛教联系以外的多元性历史互动作出显著贡献。此外，在牛津大学从事印度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许地山也在1920年代开始出版中印文学比较研究的著述。

1937年，中印协会分别在印度和中国成立，国际大学也成立了中国学院。创建这两个机构的关键人物谭云山，是一名来自湖南省的虔诚佛教徒，同时也是汉语教师和报纸编辑。1927年，他在新加坡会见泰戈尔，后成为中国学院的首任院长。谭云山决定以研究中印古代互动和英译汉文佛经为学院的主要使命，并以倡导中印关系推进泛亚洲主义思想。

中国学院和国际大学也培育出另一股学术力量，主要体现于纳格（Kalidas Nag）和师觉月的著述。纳格和师觉月在法国时是列维的学生，曾经访问中国。两人也是大印度协会的成员，该协会的宗旨是在亚洲推广印度文明。师觉月以各种翻译、专论、文章和《中印研究》期刊，成为开展中印佛教互动研究的关键人物。《中印研究》于1947-1957年间出版，所载文章或许是其时最细致的研究。

1930至1950年代间，陈寅恪、周一良、徐梵澄、饶宗颐和季羡林等学者也在为中印学作出开创性的贡献。陈寅恪和季羡林在欧洲曾受教于顶尖印度学家，饶宗颐在中国学习，梵文知识多靠自修习得。另外，还有用英文写作的林语堂和张君劢，像章太炎一样欣赏印度的文明成就，力倡中印友谊。金克木则在1941-1946年间就读于中国学院，回中国后加入北京大学，1957年撰写《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一书。

行记是中印研究在泛亚洲主义阶段的重点文体之一。周游世界的孟加拉人比斯瓦斯（Ramnath Biswas）在1940年代骑自行车穿越中国；新闻记者卡拉卡（D.F.Karaka）于1944年出版《重庆日记》；谭云山也记录了自己在1930年代初的印度之行；摄影家庄学本在1940年代初留印期间拍摄了一千多张照片。这类游记的数量在1950年代有增无减，其中包括金克木等人的汉文著述；印度人潘尼迦（K.M.Panikkar）的英文著述、巴苏（Manoj Basu）的孟加拉文著述和喳乎桑喀理桠央（RahulSanskrityayan)的印地语著述。说到后一种类作品，单单是印度代表团1951年访问中国时就产生了十部出版物。

此外，学术期刊、报章和杂志也刊登了许多有关印度和中国的文章。在莱顿出版的《通报》收录了欧洲顶尖研究者的学术论文。在圣蒂尼克坦出版的《国际大学季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以及在加尔各答刊行的《现代评论》等亚洲主要期刊和杂志，都刊登了中印历史和当代互动的著述。大菩提寺期刊《大菩提》和颇有影响力的中国佛教期刊《海潮音》收录了有关佛教交流和联系的著述。此外，一位署名“印-中”（“Hindi-Cheeni”）的印度学者兼外交官撰写的《中共革命之前印度的中国观》中，也对1949年以前印度杂志和报章中有关中国和中印互动的文章作了精辟概括。

冲突阶段（1962-1988年）

1962年中印战争给中印研究带来巨大冲击，改变了这个领域的方向和主要研究的性质。中印当代关系及两国冲突成为学者、记者和专栏作家最关注的课题。
尽管仍打着“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的旗帜，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裂痕已开始在一些中国报纸和杂志文章中显露。这些评论早在1949年便开始出现，多为对尼赫鲁及其在西藏问题上观点的批评。1962年的战争让中印冲突在此后20年成为首要课题。这个时期的大量著述包括对边界划分历史的详细研究、军事冲突的原因分析以及将冲突归咎于尼赫鲁及印度外交政策等等的辩论文章。

其中，阿拉斯太尔·兰姆（Alastair Lamb）开展了部分有关中印边界争端历史的广泛研究，著有《中国-印度边境：边界争端的根源》等书。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的《印度的中国之战》则成为专门探讨印度及尼赫鲁政策失败的经典战争叙述。另外，穆利克（B.N.Mullik，印度情报局局长）、考尔（B.M.Kaul）、梅赫拉（Parshotam Mehra）和卡鲁纳加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等也对此有所探讨。

中方对边界争端和军事冲突的论述则多在官方出版物发表，海外华人主要中文期刊《侨务报》也有报道，主要是1960年代初被驱逐出印度的华人的个人叙述。中国学者直至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才开始发表相关观点。但他们并未停止研究中印历史互动和印度文学与历史，尽管有时不得不秘密行事，如季羡林在“文革”时期那样。

季羡林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包括对几部印度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罗摩衍那》的研究和翻译，以及探讨佛教初入中土与传播和中印之间技术与知识交流的文章。他也在《天竺心影》一书中以感人的笔触描写了自己于1978年的印度之行。季羡林的另一部主要著作是他与其他中国印度学家和佛学家合作编写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这项工作始于1977年，1985年完成。除季羡林以外，汤用彤、罗香林、向达和张广达等几位中国学者也为中印历史互动提出论述。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也开始培育新一代从事中印研究的中国学者。
    另外，尽管有更多人对中印当代政治关系感兴趣，欧洲、北美和日本的中印历史互动研究也大有进展。冉云华、许理和（Erik Zürcher）、富安敦（Antonino Forte）、谢和耐（Jacques Gernet）、松长有庆、薮内清、辛岛升、桑山正进、米歇尔·斯迪克曼（Michel Stickman）和梅维恒（Victor H.Mair）等学者的研究，在列维、沙畹和伯希和等人所立下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试图改造昔日中印兄弟情谊概念的泛亚洲主义类型篇章，在此阶段末期开始出现。其主要作者是一些想跨越两国边界问题和地缘政治问题激烈争论的印度和中国作家。这些想要促进中印友好关系的作者对题材的选择较为严谨，对第一手史料的运用不那么挑剔。随着“中印大同”（“Chindia”）这一词汇的发明，这类偏向理想主义的篇章在中印研究的下一阶段愈发普遍。

中印大同阶段（1988年至今）

过去20年，关于“中印大同”主题的出版物在两国显著增长。此阶段的中印研究出版物已成规模，题材多样，质量差异也很大。促使中印研究突然盛行的原因和大环境，也比前几个阶段的来得复杂许多。

拉吉夫·甘地在1988年访华、冷战结束和1990年代中印经济快速增长等因素，改变了两国之间的互动，更吸引学者和作家关注印度和中国。
    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些致力于中印研究的项目和机构的成立，其中包括2005年创立的纽约新学院印中研究所、亚特兰大的印-中-美研究所、位于昆明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以及德里的中国研究所。另外，有关印度和中国的研究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北京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新德里民营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等机构的关键部分。
    自1988年起，中印研究变得更加多元化。对中印历史互动的分析继续出现重大进展，其中一些杰出著作包括王邦维、船山彻（Toru Funayama）和宁梵夫（Max Deeg）对佛教僧人行记和贡献的研究；陈明对印度医药影响的考察；布歇（Daniel Boucher）对大乘佛教传入中土的研究；刘欣如对7世纪前古代印度和中国之间商业往来的讨论；以及玛妲玉（Madhavi Thampi）和马世嘉（Mathew Mosca）对殖民时期两国联系的探讨。他们的研究都从有关中国佛教、南亚历史与考古、中外互动以及远程海上与陆路网络的最新研究发现和解读中受益。一些有关中印历史互动的研究史料目录也在此时面世，如耿引曾辑录的《汉文南亚史料学》（公元前至19世纪）和哈拉普拉萨德·雷（Haraprasad Ray）所翻译的部分史料。
    另外，一些讨论1962年冲突后中印边界争端和中印关系的新著也在此时出现。刘学成的《中印边界争端与中印关系》、高龙江（JohnW.Garver）的《持久的竞赛：20世纪中印对立》和努拉尼（A.G.Noorani）的《中印边界问题，1846-1947：历史与外交》是这方面的三部力作。C.拉贾·莫汉（C.Raja Mohan）和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对中印关系作了不同预测。另有几部论文集讨论了当代中印关系更广泛的影响，如弗朗辛·R.弗兰克尔（Francine R.Frankel）和何汉理（Harry Harding）的《中印关系：美国需要知道什么》。
    中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印战争和拉吉夫·甘地访华后续的著述为这个时期的中印研究作了最突出的贡献。孙晓和陈志斌的《喜马拉雅山的雪——中印战争实录》以及王宏纬的《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是研究边界争端的两部早期著作。此后，地区研究、当代经济政策与政治制度，以及文学和哲学的比较研究领域都出现不少著作。
    有关中印比较研究的英文著述内容也同样丰富。如费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和吉尔利（Bruce Gilley）合编的论文集《亚洲的巨人：比较中国和印度》，司乐如（Lora Saalman）编著的《中印核交叉路》。

在某些方面，“中印大同”时期的著作是世界对比较印度和中国开始感兴趣的产物。印度政治家拉梅什（Jairam Ramesh）率先提出这样一个词汇，引起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如泛亚洲主义者所提倡的一样，“中印大同”也表明支持中印团结，但前提是以全球而非亚洲问题作为考量，其强调中印之间的“文明”互动（尤其是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互动），或想象两国在未来的联盟，对当前的地缘政治问题则避而不谈。
    另一个在近期才形成的研究子类将重点放在印度的华人移民社群和中国的印度人社群身上。此外，过去几十年，行记的出版量也在迅速增长。对纸媒和社交媒体的研究也有精彩篇章，如沈旭辉（Simon Shen）所发表的《探索中印大同被忽略的阻碍：分析中国网民对印度的印象及其与中国印度政策的互动》（The China Quarterly,September2011:541-560）。 

中印研究所面对的问题

中印研究虽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但仍处于发展初期。这不仅是因为学界对这个领域尚未有很好的界定，还因为它缺少明确的研究框架。并且，出版业因想从中获利而急于出版任何相关作品，已远远将学术考量抛在后头。结果，很多出版物经常沿用过时概念，观点缺乏批判性。实际上，专著越是容易出版，对此领域的发展越是不利。最后，我想按照上述三个研究类别来探讨中印研究面临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挑战。

探讨古今中印互动的研究一直以来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掌握和使用第一手史料。如今，还有出版物引用过时的19世纪汉文史料翻译。这些出版物也没有考虑到学界在汉文佛教史料的分析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同样，在当代中印关系的研究方面，还有大量的档案材料未被使用——学者们或因语言不通而无法直接研究第一手资料，或因印度和中国的档案馆有时并不十分欢迎外国学者（有时甚至也不欢迎本地学者）。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有关中印冲突的相关资料不便公开。在这里也必须提出一个有关研究方法的问题。研究者或许应把中印两国的历史与当代互动放在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框架中进行分析。古代东南亚、中亚国家及民族对早期中印联系所作出的贡献、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今日全球的地缘政治形势，或许都对充分理解中印关系至关重要。

另外，从事中印比较研究的学者也需掌握多种语言，才能亲自研究第一手史料和文献。研究印度的学者和研究中国的学者通常选择合编论文集，前者贡献有关印度的章节，后者提供有关中国的章节。由一个作者分析比较中印两国的有力著作，实属罕见。在那些探讨经济政策或结构的作品里，只有那些出版英文统计数据的中国省份才被用来作比较，同样，学者在比较印度和中国时，几乎不用非英语的印度语材料。的确，英语已经成为中印研究的通用语，以致旧材料被反复使用，而原创研究少之又少。

再来谈谈印度人和中国人对彼此的描述。这类著作除了有上述缺点，还常被1962年战争的历史记忆所影响。结果，一些著述对中印关系不是看法过于偏激，就是过于辩护。他们有的刻意植入推广中印友谊的观点，有的则为宣扬民族立场，而不带批判性地解读相关资料或事件。这些著述旨在作政治宣传而非从事学术研究，是中国的印度研究和印度的中国研究所面对的更大问题。

中印研究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或可在研究生院中产生。这类学院自冷战以来，大多聚焦于世界或亚洲的某些区域。中印研究领域所需的训练大纲，必须是跨区域、具备多种语言，并拥有一个独创研究方法框架的。尽管仍有不少瑕疵，但近年来中印著述的普及化也告诉我们，现在或许是认真界定、巩固和推广中印研究的最佳时刻。


【翻译：陈源源，译校：陆彩霞】